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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新:拍摄《觉醒年代》时几度热血沸腾

《觉醒年代》海报《觉醒年代》海报《觉醒年代》剧组合影,导演张永新(右四)。图片来自剧中鲁迅饰演者曹磊的微博《觉醒年代》剧组合影,导演张永新(右四)。图片来自剧中鲁迅饰演者曹磊的微博

  “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过程为主线,串起一部建党史”,有网友用这样一句话概括电视剧《觉醒年代》。这部主旋律题材电视剧开播至今,已在豆瓣上收获8.8分的超高口碑。很多年轻观众对这部剧给予了好评,无论是剧本水平、演员表演,还是服化道具,视听语言,都做到了近几年历史剧中的一流水平。

  导演张永新,此前执导过《风车》《马向阳下乡记》《军师联盟》等口碑好剧,此次刚接到《觉醒年代》这个项目时,第一反应却是忐忑。

  “不敢接,主要这个题材太大了,而且剧中很多人物都太深入人心,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鲁迅先生、蔡元培先生、胡适先生。。。。。。担心自己完成不了。”踌躇数月,后来是和制片人刘国华推心置腹谈了四个半小时,讲这个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张永新才做了决定,要承担这个重任。

  张永新提出,回溯百年前的中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有一个又一个的熠熠生辉的、大写的名字出现在中华历史当中,这和百年之前我们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受尽欺凌的状况是分不开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才能触动那一代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年轻人奋起,让他们挽狂澜于既倒?“我们查证的历史资料中的民国,绝不是某些人形容的一个风花雪月、满面春风的时代。那是一个饿殍遍地的时代,那是一个我们任人宰割的时代,那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欺凌、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都是二等公民的时代。”因此,张永新表示,“特别愿意把百年以前的热血与激情呈现出来,让今天的年轻朋友们能感受些什么,思索些什么。”

  “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精神之光、觉醒之光永远是人类奔赴未来的指路明灯。只有这盏灯在我们前方,才能激励一代代人向前行,才能排除万难,打破黑暗,拥抱光明,才能真正奔赴春暖花开的时代。”张永新这样说道。

  在《觉醒年代》中饰演关键人物陈独秀的于和伟,已是第三次在影视作品里去呈现这个人物。但像这样拿出这么大篇幅来完成这个角色,对他也是第一次。此前,张永新和于和伟在《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已经培养出了很深的默契。此次创作,也是颇为合拍。“阅读文本的时候,我们各自去看陈独秀的传记、李大钊的传记的时候,好多次我们放下手里的文本,夜里三四点钟抄起电话就给对方打,沟通和交流心中的感想,我印象中可能这种情况在拍摄期间出现了不下十几次。”

  “演员朋友们在做功课的时候,有无数次心情的激动,想表达的欲望,我作为导演,我们之间做沟通时,真是畅快淋漓,久违的一种创作上的喜悦感。好多场戏拍下来,在现场我们热泪盈眶,互相拥抱,那感觉是油然而生的,真的是内心的狂喜。”张永新回忆,有次拍完戏,夜已经很深了,天空中星光已经一闪一闪了,“我们唱着歌回驻地,那种喜悦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的。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拍了一场好戏。”

  [对话]

  我们在叙事上想要有创新

  澎湃新闻:在这部戏上主要功夫放在了哪些方面?或者说你觉得要做好这样一部宏大的作品,可能它最重要的是抓住什么?

  张永新:这个题材太过于宏大,所以工作也千头万绪。我作为导演负责二度创作,这里涉及灯服道化、环境、人物状态,包括音乐、调色、特技等方方面面。而且这次我们提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创作要求,比方说在这个戏里,我们在叙事上想要有创新,用到了一些象征、隐喻的呈现手法,而这些呈现需要各个职能部门的配合。

  最关键的是演员,这个戏它有特殊性,剧中出现的这些有名有姓的人物,每一个人拉出来,都可以拍成一部非常好的历史大剧,更何况这些人物汇集一堂,我们要一起呈现。而且咱们这个戏,怕的就是最后拍出来,里面的人物观众不认可,他说这个角色不是鲁迅,或者这个角色不是李大钊,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就是我们创作上的失败了,所以难度也是非常大。

  演员的选择我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做了全国海选,找了好多老师,其中有知名的艺术家,也有非常年轻的演员,还有如何完成形似跟神似之间的配比平衡之类的问题,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演员的选择是这个戏的重中之重。

  再有,它是一个年代剧、历史剧,而且它所反映的时代,虽说离我们已经百年之遥了,但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太熠熠生辉了,好多作品都有所涉及,所以我们要在参考优秀的兄弟作品、尊重创作原则的基础之上,还要有自己独特的创作品位,这一点也是非常难的。比方说一些历史环境的复原与再创作,这也是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一块。

  澎湃新闻:刚才也提到,这个戏里用了很多隐喻的手法来展现那个时代。观众也是做了很多讨论的。在做这样一些视觉、镜头的设计时,你跟团队是怎么沟通和设想的?

  张永新:是的,戏里其实是有意识地做了这么一种设计,在讲叙事策略的时候,我们一再强调戏剧的规定情境,我以为规定情境不单是为了烘托一个戏剧元素或者戏剧理念,去完成戏剧叙事,规定情境更多要承载多义性。

  比如咱们中华文化里传统的赋比兴的手法,我们可以把它引用进来。在我们这个戏中,拍了大量民国初年的思想者和文化上的开拓者,使用这样的修辞手法,具有一个天然的合理性。

  我们也做了尝试,把镜头语言做成带有隐喻性质的叙述策略。目前来看这个策略,我觉得观众看明白了。这是让我们创作人员很欣喜的一件事。

  另外好多朋友也问过,说你蚂蚁意味什么?水牛意味着什么?包括后面的鸽子意味着什么?骆驼意味着什么?我以为真正的比喻,还是把它放到喻体当中,观众看到了,感受到了,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了,也就是我们在艺术创作中常说的会意,我觉得就够了。至于说它隐喻的是什么,见仁见智,这也恰恰是影视的魅力,也是我们影视创作者想追求的。

  毋庸置疑,《新青年》是真的引领着一代人向前

  澎湃新闻:以《新青年》这本杂志的创办过程为主线讲述建党故事,这个是之前作品里罕见的。以这样一个视角来切入那个时代,作为导演,感觉最大的叙事难点是什么?

  张永新:选择《新青年》作为我们这个戏的灵魂,是这个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因为这个故事讲的是从1915年到1921年,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到建党这么一个思想流变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毋庸置疑,《新青年》是真的引领着一代人向前。它是一代青年们觉醒的关键一步。

  我们都知道在陈独秀先生创办《新青年》杂志以后,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文化,也鼓励感染了那一代先进青年,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编剧老师这个切入点非常好,精准还原了那个时代真正的思想流变的大过程。

  而我们在二度创作时,其实就是把这个东西影像化和具体化,包括我们去还原历史环境,你能看到戏中北京城里有黄沙满地,有车辙纵横,包括张勋复辟时,有街上的群魔乱舞,有一些宵小之辈的狂喜,但更多是李大钊先生、邓中夏先生这样爱国热血青年的担当,他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这种大气魄。

  这种精神在我们阅读剧本的时候,实话实说,让我看得是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几场大戏看得我眼泪不自觉就流下来。包括在巴黎和会,弱国无外交,我们的外交人员在西方帝国主义连环压榨之下,他们的无奈和心酸;包括五四运动的时候全国的爱国热潮,阅读文本时,好像回到了100多年前,跟着那个沸腾的大时代同频共振。

  这样的爱国热情和壮怀激烈的感受,我们有责任在100多年以后,用影视的形式呈现出来,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值得的。

  “我要做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在现场我们演员说出这些台词的时候,监视器后我和主创们,听得都是热血沸腾。不止一次我们在现场拍完一场戏,大家自发鼓掌,我能观察到每个演员甚至是群众演员,他们的眼睛是晶莹的,是干净的眼神,我们真的为我是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些话不是我的溢美之词,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

  澎湃新闻: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发现它用了很多文学和思想的名篇,是始终贯穿全剧的。不管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钊的《青春》,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包括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就职演说,这些都是和整个故事脉络有机结合的。想听你聊一聊,在做这样结合的时候,作为导演在创作过程中的设想和感受。

  张永新:戏里确实涉及到大量的当时的文献资料,包括刚才举到的一些例子,包括后面我们会出现李大钊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包括他在天安门广场做的演讲《庶民的胜利》,包括建党前的系列重大文献,编剧老师做了非常细致而精准的梳理,它们在剧中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部剧它真正要做的不是克隆和复原一个所谓的民国时代的现实环境,而是要梳理出:我们的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戏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系。

  从1915年陈独秀在日本和李大钊的第一次相见,到陈独秀先生开始创办《新青年》,到李大钊先生回国。。。。。。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怎样一步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唯一可以拯救中国的药方,这个思想流变过程在我们剧中是重中之重,也是核心脉络。

  那些文献,它们是非常有力的基石,能呈现出创作者在那一刻的所思所想。当把它们连成一条线来看时,观众朋友就会对他们的思想脉络有一个清楚的认知。能够让观众朋友看到我们党是从哪里来: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不会平地起来的,它有它思想沉淀的过程。这也是这个作品非常有价值的一面。

  给当代青年的启示

  澎湃新闻:年轻观众对这部作品关注度挺高,讨论也特别多。像当时的民国青年,他们学习着世界文明的先进内容,引领着中国文化社会思潮的变革。你觉得在如今这个世界经济文化联系特别紧密的时代,这样一部作品,对于当代青年的启示和意义,主要是什么?

  张永新:我作为一个今天的创作者,我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知道中国的新青年他们力量源泉在哪里,包括我们如何去安放、理解、调配我们心中东西方的文化对比。

  新文化运动否定的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反动,不是完全否定传统。我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东西,在剧中有非常正面积极的表述和呈现。随着剧情展开,你会看到毛泽东与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三人关于这个方面曾有过非常深入的探讨。我们做这些戏的设计和铺排,其实就想回答我们所理解的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势?我们的文化自信到底在哪里?具备文化自信,才能海纳百川,吞吐于内,这一点是我们所强调的。我以为用今天更加科学辩证的眼光来看百年前的时代,我们更能理解,先贤们是如何伟大。

  澎湃新闻:这两年社会上也有很多讨论,说当代中国青年其实离传统文化是比较远的,这一点你个人在生活和创作中是怎么看的?

  张永新:我以前可能也有过类似的判断,我们身边环绕着许多消费性的东西,围绕着手机、电脑、微信各种各样便利的生活手段。但好多有为的年轻人,他们是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弘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比方说最近这些年《诗词大会》的深入民间深入人心,包括我的朋友有好多去学古琴、听昆曲。我本人是古琴和昆曲的爱好者,平时也经常参加这些团体的活动。倒推十几年,那个时候来这类活动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少的,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参与到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去。

  举一个例子,我们剧中的文化礼仪顾问,你可能想象不到,全是20多岁的年轻人。在我接触的那些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种种不足。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去指责年轻,年轻不是无知,年轻不是幼稚,恰恰我在我们团队年轻人的身上,我看到的是年轻人更具有博大的胸怀,更具有钻研的意识,更具有那种锲而不舍研讨学术的精神。

  在今天,年轻人并不是对西方舶来品无条件的接受的,他们善于寻找和发现我们传统文化里那种美的东西,那种与时俱进的东西。这些方方面面反映出来的,都是我们文化在当下的一种勃勃生机。可以说传统文化不像一件旧衣服,脱下来就可以随便扔掉,而像空气一样围绕着我们、滋养着我们,我相信中华文化的复兴指日可待。

  澎湃新闻:剧中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就职演说,抨击了当时一些学生求学的误区:求学是为了升官发财,然后唯分数论,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文凭到手之后就以此活动于社会。其实这个放在如今也是挺尖锐的观察。你觉得理想主义和当下一些消费主义的冲突,对于青年人来说该如何去调和?

  张永新:我觉得蔡先生百年前那一番呼吁,放在今天来看,依然是振聋发聩。说实话,理想主义和我们所谓的消费主义之间的博弈,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会存在。我们展现的是在百年之前,先贤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表达,在百年之后依然时时刻刻在警醒我们。

  我也注意到这个戏播出那几个段落的时候,网上有好多年轻朋友在讨论,有人说:我看了先生这篇演讲后,更加自悔自责自己,光阴虚度,我需要重新梳理一下我自己学习的态度。我觉得这就挺好。那今天我们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回望百年以前的中国,再看看当下,我觉得每个有心的年轻朋友都可以去反观审视自己,在当下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浪洪流中如何安放自己?是有非常正向的价值和作用的。

  澎湃新闻:现在回溯百年之前那段历史,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永新:我觉得回溯那段历史,我们要学习和收获的,是一种担当,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和认知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不必矫枉过正,不必人云亦云,不必厚此薄彼。我们用一种坦然的成熟的理智的心态去看待我们的文化。

  在建党百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波折,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们总归要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来,靠的是什么?我觉得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身上那种自清自觉的意识,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作为心中最大的担当。这个意识只要不跑偏,这个民族就会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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